在整个黄淮大平原上，麦子绿了黄、黄了绿，高粱绿了红、红了绿，年复一年，耕读传家的乡村生活，不但是历朝历代稳定的财富基石，更是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系。

然而，在13世纪，当只知战争掠夺是财富积累唯一途径的蒙古人征服了中原王朝后，自古至今少有变化的中国农耕文明遭遇到一场生死劫：他们携草原文明对农耕文明的颠覆方式，把养人的耕地变为养马的草原，然后用更多的战马发动更多的战争，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女人。

祥和而稳定的农耕文化被颠覆着，中华文明的生死存续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

在这危急时刻，草原雄鹰——胸怀大志之帝王忽必烈，大胆用汉人、施汉法，以汉法治国，才使得中华文明延续，使蒙古帝国得以统治中原近百年。

忽必烈从小就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受到汉人的影响。“思大有为于天下！”他喜欢结交儒士和释道名流，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犹赞赏唐太宗李世民得天下治国家的业绩，因此在他的成长及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始终都有着汉文化的的影子。

在这方面，对他影响最大是汉人刘秉忠。

刘秉忠，名侃，字仲晦，曾任金国小吏，后弃职出家，与云海禅师一起入漠北讲道，被忽必烈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刘秉忠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

忽必烈因刘秉忠的关系对汉族文化产生兴趣，之后招来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到王府。西京怀仁赵璧与刘秉忠同年入幕。忽必烈称他“秀才”，让自己的妻子亲自为他做衣服以示宠爱。忽必烈还让他学习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作品，发挥《大学》思想，告诉封建皇帝如何治理国家），好为忽必烈讲说，马上帐中，常年不辍。赵璧又推荐了金朝状元王鹗。如此这般，忽必烈通过召见或者他人推荐，将许多儒生招致麾下。连隐居山林的大儒姚枢也被招来为忽必烈讲帝王之道，忽必烈的儿子真金甚至作为学生从姚枢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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