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司马光上台后，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司马光在宋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他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病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

其实，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有十余年之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变法的态度都与最初的有所不同，比如保守派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流露出他对变法偏激言行的反思，而变法派中的章惇也认为新法中有不少弊端，需要纠正。这充分说明，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双方都看到了新法的利与弊。十分可惜的是，司马光的上台使得两派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党争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保守派入朝，意味着变法派就有可能下野。变法派大臣感觉到危机，为了保全权位，以“三年无改为孝”的说词，攻击高太后不应该擅自更改宋神宗的新法，陷小皇帝宋哲宗于不孝不义。高太后义正词严地说：“孙儿幼冲，不能亲政。既然由老身主持政事，这就不是皇帝他以子改父，而是老身我以母改子！再说，我只是回归仁宗皇帝的祖宗旧制，谁曰不宜？”如此，变法派的败势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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