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长安的皇帝。之后，先后逃离京师长安的还有代宗（玄宗孙）和德宗（代宗子）。而这两位皇帝的逃跑，都直接跟安史之乱有关，而深究安史之乱的根源，则跟唐朝的兵制有直接的关联。

唐朝自建国以来，一直加强边防驻军，以防范突厥和后来崛起的吐蕃。尤其是玄宗即位后，好大喜功，热衷于对外扩张，即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玄宗后期，府兵制度遭到了破坏。府兵自备兵甲衣粮，成为士兵的沉重负担。府兵原来是三年轮换，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边将不仅侵吞士兵财物，而且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没有人愿意当府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实行募兵制。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到后来，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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