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讲：“才人不遇，古今同慨。”在中国历史上，李商隐就是个“不遇”的典型。历史文化中的文人处境和命运，经常有某种惊人的巧合。但李商隐的怀才不遇却有些特殊，源于他本人与唐朝历史上最大的朋党之争有紧密的联系。

朋党之争最早的引子是从宪宗在位时候开始的。元和三年（808年），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想借此来选拔人才。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时都是地位很低的下级官吏，也参加了考试，并且在试卷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时政的弊端，实际上，批评的对象就是当政的宰相李吉甫。当时的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正直和勇气，连宰相都敢指责，于是署为上第，推荐给宪宗。

宰相李吉甫是士族出身，一向不大瞧得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竟然还有人借科举考试揭他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李吉甫跑到宪宗面前哭诉，诬蔑说牛僧孺和李宗闵和主考官有私人关系，所以才被推荐。于是，考官们都被贬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各从辟于藩府”。

牛僧孺长期得不到升官，从此对李吉甫怀恨在心，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闵）李（李德裕）之争的起因。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开始崛起。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专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得宪宗喜爱。有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后，责问儿子为何不回答。李德裕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唐语林·卷三》）众人无不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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