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离从前的妇产科医院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小团队迁到了街对过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一幢白色廊柱建筑中。他们为自己的性爱门诊取了一个委婉的名字(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就和门口那小小的指示牌一样小心翼翼。马斯特斯确保了自己新创立的非营利性基金会里都是一些忠实于他个人并感激他临床服务的托管人。在他与华盛顿大学苦乐参半的分离之后，充斥着谣言和谴责，马斯特斯只想要那些可以信任的人。

托里·福斯特就是这个小集团的典型，尽管缺乏经验他还是担任了基金会的新任律师。从还是孩子起，他就和位于拉杜区的隔壁邻居马斯特斯一家认识了。在生孩子之前，托里的妻子一直依赖着马斯特斯，他是她第一位妇产科医生。基于长久的交情，马斯特斯从不怀疑福斯特的忠诚以及他保守秘密的能力。福斯特第一个任务是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国家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会议，看看新成立的基金会对性爱的研究是否会妨碍其申请免税资格。门诊从志愿捐献以及外部拨款得来的资金流至关重要，特别是没有大学提供医院设备以及其他支持的情况之下。“对于主题本质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坦白直率，”福斯特谈起国家税务局的会议时说，“但是对于其具体实施方案我们没有谈及太多的细节，他们也没有询问。”

在讨论会上，福斯特联合了马斯特斯另一位坚定的朋友——小伊桑·A·H·谢普利，前华盛顿大学校长的儿子。年轻的伊桑成为了基金会主席。和父亲一样，他坚定地认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免于道德威胁的环境。“当时引进了很多前董事会成员，因为基金会在圣路易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谢普利的遗孀佩吉·谢普利回忆说，“人们都会因为自己去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而感到尴尬。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凭借着伊桑家族在学术界以及圣路易斯社区的良好声望，它变得有了些尊严。”其他一些早期的托管人为基金会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成果与技术，比如密歇根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的雷·瓦格纳医生，以及知名家庭治疗师，后来在费城创立婚姻咨询所的埃米莉·马德。但绝大多数托管人，比如警署署长H·萨姆·普利斯特或者保险经理约翰·布罗德黑德，都是出于喜欢马斯特斯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曾经是他的病人而接受签约的。多年前两家人一起在密歇根度假时就与马斯特斯一家结识的约翰·布罗德黑德解释说：“我其实是他妻子贝蒂的朋友。比尔觉得他需要一些已经成名的人物来排除对性爱研究的攻击。”在加入董事会之前，约翰的妻子多迪·布罗德黑德说他们就这个分歧讨论过。“要参加的这个董事会争议重重，我的丈夫完全是出于好意才答应这么做。”感激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治疗帮助自己成功怀孕的她说，“他觉得比尔·马斯特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也许他所涉足的领域并不能被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人接受。他想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为他摇旗呐喊。”在董事会会议上，基金会的托管人依旧保持着沉默，听从着马斯特斯对日常事务的判断和安排。就算约翰逊插话，也只是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或者提醒他某些他可能忘了提及的地方。“托管人知道他感兴趣的东西，也知道他打算要写的东西，”约翰·布罗德黑德回忆说，“但对于细节我真的不太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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