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难过的早上。我吞了几颗阿斯匹林,下楼去火焰餐厅喝了很多咖啡,情况才稍微好了一点。我的手轻微颤抖,我的胃一直有翻出来的危险。
我想要的是一杯酒,但是我渴望的程度足以让我知道我不该喝。我有事要办,有地方要去,有人要见,所以我坚持喝咖啡。
在十六街的邮局我买了一张一千美元和一张四十五美元的汇票。我写好一个信封,把两张汇票一起寄给安妮塔。然后我走到第九大道的圣保罗教堂,我一定在那里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没特别想什么事情。出去的时候,我在圣安东尼的雕像前停下来,为一些不在的朋友点亮几支蜡烛。一支给波提雅·卡尔,一支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其余的给其他的朋友。我往募捐箱的投钱口塞了五十元纸钞,然后走进早晨寒冷的空气中。
我和教堂有种很奇怪的关系,就这一点来说,我完全不了解自己。这是在我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馆不久后开始的。我开始在教堂里花时间,开始点蜡烛,最后,我开始奉献。最后一点是最让人好奇的部分。在我收到钱之后,不管我收到多少,总是在我经过的第一座教堂停下来,捐出十分之一所得。我不知道他们会把钱拿去做什么,他们可能把一半的钱用于改变那些异教徒的信仰,另一半则拿去帮牧师们买大房车。不过我还是继续捐钱给他们,继续在想为什么会捐钱。
基于开放的时间,天主教堂得到我大部分的捐款。他们的教堂比较常开。布罗菲尔德第一次付款的十分之一已经给了圣巴多罗马教堂,那是在波提雅·卡尔家附近的英国国教教堂,现在,他第二次付款的十分之一则给了圣保罗教堂。上帝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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