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我几岁。“文革”时期，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付诸言论，于是被罗织罪名。他曾向我讲过几桩牢狱中的人和事，时隔久矣，我几乎全忘了。惟其二者，记忆深刻：农民和土地。

话说当年和马先生同牢的，有一个老农。沉默寡言，性极温良。一没偷过，二没抢过，三没奸过，更不曾杀人放火。什么政治观点，头脑里也是完全没有过的。

此老农之“犯罪”，纯粹因为土地。

因为曾经属于他的三亩几分地。

解放前，他是佃农。

解放初，他是土改积极分子。

后来，自然地，就分到了三亩几分地。土改工作组的同志较为偏心于他这一个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分到他名下的是好地。

当一份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证交给他了，当写有他名字的木桩砸入地界了，当他确信三亩几分地真的属于他了，这一个祖上几代都不曾拥有过土地的农民，跪在那三亩几分地上，哭了。

那情形如同某些早期革命题材电影中的片段。

但他的眼泪，和演员的眼泪不是一样的眼泪。

老天似乎要成心捉弄这农民，分到土地后的两年，非涝即旱。土地枉好，劳作枉勤。那两年里，这农民并没能从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收获到多少庄稼。

接着，中国的农村就进入了初级社时期。

所谓初级社，就是几户农民以自愿的原则，建立互助组，将他们的土地整合到一起，共同耕种，共同收获，按劳分配。

这个农民哪一个互助组也不加入。

他想，总算是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是好地，还没靠自己的双手收割过一茬好庄稼呢，怎么舍得归了组呢？

是的，他是那么的舍不得。如同一个小女孩，才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布娃娃没多久，稀罕劲儿没过去，舍不得把布娃娃入了别人的伙，和别人一起“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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