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霍恩·基德先生是位年轻的绅士，但在他那蓝黑色头发和黑色领结衬托下的，却是一张苍老的、毫无生气的脸。他是美国一家规模巨大的日报社派驻在英格兰的间谍。那家报刊名为《西方太阳日报》，也被人们戏称为“升起的落日”——这暗指新闻界的一个伟大宣言（当然是归功于基德先生的宣言喽）。“根据他的猜测，如果美国公民确实还有一点对事业的追求，太阳还是会从西方升起的。”而有着更加圆熟的传统观点的英国人，则对美国人写的那些缺乏美感的报刊文章表示不齿，但他们却忘了这样一件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也在干着同样的事。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虽然美国新闻界早就允许哑剧式的粗俗存在，使其泛滥而把原汁原味的英语搞得面目全非了，但它同时也对诚挚的精神问题表现出了真正的兴奋与激情，而这类问题英国报刊却充耳不闻，或者说是无力应付的。由此看来，《西方太阳日报》用闹剧式的方法解决十分严肃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威廉·詹姆斯与“疲乏的威利”一样，都是在这个阵地崭露头角的。在报社，有代表性的人物的长长行列中，他俩以实用家的形象和拳击家的形象交替出现。

在一本毫无趣味的评论杂志《自然原理季刊》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牛津人——约翰·博尔诺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说达尔文主义的展开只有一点众目共睹的微弱的效果。

约翰·博尔诺斯的理论只是相对稳定的大框框，偶尔也有一些令人捧腹的变动，在牛津还曾一度有了一点点流行的趋势，而且被人冠以“灾难主义”的盛名。然而整个英国报界对此无动于衷。倒是美国报界注意到了它的挑衅性，并且煞有介事地对待它。《西方太阳日报》写了大量文章，对博尔诺斯理论带来的阴影作出回击。到这件怪事受到注意时，那些充满热忱、具有较高信息价值的文章，都以通栏标题大书特书，尽管这些标题让人明显地感到是出自于毫无修养的疯子之手。譬如什么“达尔文看色情文章——评论家博尔诺斯对此大为震惊”、什么“思想家博尔诺斯提醒：保持我们的灾难意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对这样的沸沸扬扬，《西方太阳日报》的卡尔霍恩·基德先生只好结上领带，堆出满脸做作的愁容，去牛津郊外的一所小屋寻找“思想家博尔诺斯”。在那里，博尔诺斯先生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对外界给他的称谓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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