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 荀子主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 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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