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
天命。
什么是“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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