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4日，立春。

蓉城。

《未来属于中国》出版已有两个月零八天，销量接近120万册。不但国内外媒体纷纷上门采访，各大城市的书商也积极联系，想要给宋维扬搞什么现场签售会。学校方面，法学院的领导也想让宋维扬搞演讲，谈一谈他对未来中国的期许。

宋维扬不胜其烦，期末考试一结束，便陪女朋友回蓉城考研。

《中国可以说不》的五位作者则刚好相反，媒体采访来者不拒，签名售书每周都搞。最滑稽的是，他们在京城的那场签售，由于中途卖断货了，新华书店居然紧急调来一堆盗版卖给读者，然后让原作者在上面签名。

在非典爆发以前，考研时间并不固定，一般是在1月末，也经常在2月初。这给考研者平添了几分苦逼，因为往往在春节前后，过年都过不舒坦啊！

就拿92年来说，大年初几，离元宵节还远呢，学生们就一个个走进考场。

今年还算不错，考研结束后刚好能回家过小年。

考点并未封校，宋维扬坐在校园里，优哉游哉看着书。等林卓韵把英语考完，一本《语言与符号权力》已经被他看了四分之一。

这本书很有些意思，作者布尔迪厄认为，语言交流也是群体权力关系的一种变相表达。任何语言交流、运用和表达，都包含着交流双方在社会空间、位置的相关因素，比如性别、教育、阶层、地点等等。

语言的交流，是不平等的！

首先官方就垄断着合法化语言，并通过教育加强官方语言的地位。生活中，上司对下级、父母对子女、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等等，都存在语言权力。同时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某竞选者做拉票演讲，故意说当地方言来讨好选民，这叫做“屈尊策略”。“屈尊策略”可以很好的否定和掩盖语言暴力真相，强化误识效果，从而强化语言符号暴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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