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教宋祚不如唐，保身阘冗非汾阳。

祖宗取人作法凉，狄青先已遭猜防。

由来利害策其长，大藩参错内势张。

冬青树小埋雪霜，折冲岂若留忠良。

上面的诗是清人何焯所写，直言宋朝统治者对武将的猜忌到达了极点，以致军事疲软，只得任由异族欺凌。

事实如此，有宋一代，历届统治者最担心的事就是武人跋扈，权力过大，威胁皇权。

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折武夫。”

当年，为了压制武将，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全国的正规军分别划归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兵司三司掌管，但明令规定他们无调兵之权，调兵之权由枢密院掌控。造成有兵的三司无权调兵，有权调兵的枢密院无兵可调，从根本上消除了武人专权的制度。倘有武将胆敢手握权柄，就坚决予以剪除。这既是制度，也是祖宗家法，代代相承，纵是在风雨飘摇的危急关头也不例外。

靖康之乱以来，政府正规军的编制基本被打散，国内的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司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

赵构迫于大敌当前，承认了这些军队的合法性，并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将的地位、增多物质奖励等），收买人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赵构的战争目的很简单，以战求和，通过战争乞求偏安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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