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一九九六年，著名的戴城农药厂，还在它原来的地方，既没有炸掉，也没有搬掉，更没有倒闭掉。它坚固地存在于城市边缘地带，与古城的风景名胜、另一处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关系。

我对农药厂太熟悉了，以至于记忆中塞满了它。世上有母校和母亲河，它就是我的母厂。我又爱它又恨它，唠唠叨叨地说起它，这种感情类似于农民热爱土地，不过农民热爱土地被认为是正常的、高尚的感情，我热爱化工厂就他娘的是个矬逼。我明白这个道理，不用提醒我。

该厂生产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就是把茅建国的爸爸喝死的那种东西，在图片上它是一个绿瓶子，有点像小瓶装的啤酒，实际剧毒无比，挨着就死。当时国内已经限制生产甲胺磷，而戴城农药厂还持有这份执照。我们小时候在厂里转悠，农药车间是绝对禁止去的，那里的工人退休以后肝癌发病率出奇地高，不过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拿过厂里的营养补助了，按照不同的年代，每月几块钱至几百块钱，总之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工人高很多，如果退休以后得肝癌，说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用于营养，而是干别的去了，那就怨不得厂里了。

杨迟告诉我，其实甲胺磷这东西具有沉淀性，它会留在人的身体里。譬如我们新村，离那所倒霉的农药厂只有几百米远，离甲胺磷车间只有一公里，天长日久，它的分子就会沉积在我们身体里，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每当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心烦，没有人对甲胺磷感兴趣，我眉飞色舞地讲起它时，别人冷冷地看着我，以为我发病了。真相是：它是我身体里的东西，我说起它其实就是在说我自己。有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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