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个崩溃的人，当天就一直待在医院里。杨迟继续吊水，我在对面的病床上打坐。

老杨忽然说：“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干部招待所里胡搞吗？”

我记得，似乎是十六岁时的事。那个招待所在农药新村附近，是专门接待一些小干部的，六层楼高的一栋房子，平时很冷清。那里面有八十年代末的各种健身器材，最适合我们的是一张乒乓球桌。有时候我们会带着楼上的智障一起去打乒乓球，但那是被禁止的，任何外来的小孩都会被赶出去。有一次门房遇到了我们，扑过来抢乒乓球拍，我们撒腿就跑，把个智障忘记在了一边。后来智障挨了一顿打，被踢了出来。我们很内疚。过几天买了两把枪——那种会打响火药纸的仿真枪，进招待所，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与那门房狭路相逢，我们拔出枪，指着他的头，打响了火药纸，然后狂笑着跑掉了。我至今仍记得那门房恐惧的目光，人都吓僵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被仿真枪吓着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明白他不是怕枪，而是怕我们。假如他当时继续无畏地扑过来，说不定真的会被我们杀死在招待所里。

老杨闭着眼睛说：“我以前的愤怒一无所获，现在却必须为了获得些什么而假装愤怒，其实我自己都想笑。”我想说点什么，但他摆了摆手，示意我不必再开口了。

后来我们回到旅馆，老杨睡下。我出门，沿着县城的小马路无目的地走，我穿得不少，但寒冷仍然穿透了夹克衫，停在我的肋部，像两只冰凉的胳膊搂住了我。走了一阵，听到大喇叭喊着卖羊毛衫的广告，拖拉机与摩托车沉闷的轰鸣，前面就是大路，划水县最繁华的区域，整体来说就像是被神灵的巨足胡乱踩过一通的南京路、王府井，气质相仿，但完全乱了套。我在一家摩配商店门口站住，问里面的人：“有汽油吗？”那人点头，以为是生意来了，我摇头说：“现在不买，我就问问。有汽油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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