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我十八岁。

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老了以后是夕阳。这种算法很光明，把人生视为白天，要是倒过来看，人生是黑夜，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然后是漫长的黑夜，某一天死了，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

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叫戴城，我曾经写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该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听说有人半夜爬上古塔，从墙壁里挖出了舍利子，非常值钱。我们都不知道舍利子是什么，后来我哥们杨一说，舍利子就是和尚的骨灰，而且是有道高僧。我们听了很害怕，挖什么不好，非要挖些骨灰呢。

那一年我还在读技校。其实技校也不错，那时候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2％，非常金贵，剩下98％的人们总不能听任自己成为文盲，哪怕出于自尊也得稍微读几年书吧。技校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这得看你把自己当成2％还是98％，心态会很不一样。后来我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本科生，他爹差点杀了我，当着我的面对自己女儿说：“别忘了你是2％！”这说明他的心态很不好。

我们家族里的DNA很特别，专门出产轻型知识分子，比如说科长啦，工会主席啦，医师啦，助理工程师啦，小学老师啦。这些人在知识分子中应该算是底层吧，也谈不上很光彩，可是他们就有资格瞧不起工农兵。一个轻型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初的戴城，还是很受人尊重的。工农兵当然是傻逼，这人人都知道。亲戚们听说我读了个技校，将来铁定做工人，情绪非常激动，他们说：“老二怎么教育的小孩？”老二就是我爸爸，他排行第二。我爸爸非常羞愧。当时只有我三婶对我表示出了莫大的同情，我三婶是毛纺厂食堂里炒菜的，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工人编制。我三叔是该厂的工会主席，本来他也可以像哥哥们一样娶个干部编制的女人回家，可惜他是个瘸子，那就只能跟炒菜的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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