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尽管我在农场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对农场还是很有感情的。农场的这段经历，使我积累了很多人生的经验，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1969年4月底，我回到北京。那时父母已经从单位放了回来，但是还没有“解放”。

妈妈被整得最惨，她一直被关在第一机床厂一个厕所的茅坑上面，只有6平方米，太不人道了。那时她正处于更年期，回来后神经就有点不正常，经常犯病，犯病时总怀疑有人害她，后经医院诊断，患了“被害妄想症”。

父亲被揪到河南，他参加革命前曾经练过武功，造反派打他时，他不敢还手，但本能地防御，这一防御，把造反派伤了，所以打得更厉害，被打成椎间盘突出，不能走路，得依靠着什么才能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还要让我爸爸上班。那时我大姐带着我弟弟回了老家，我二姐去内蒙古插队，家里只有我。每天早晨，我推着自行车出来，我爸爸趴在我身上，扶着我，到南池子乘三路公共汽车，然后我骑车赶到北池子接他，再转乘九路无轨电车，到东四情报大楼（即现在的外交部）。

晚上下班我再反过来接他。不但如此，我还得做饭，我是从不会做饭的，到了那个时候也只好瞎对付了，他们居然认为挺好吃。那时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我的身上，弄得我特别惨。

1969年我十七岁，那时“革命”的理想早就破灭了，工作也没着落，章娅说对了，就是整天“闲荡”。一次父亲找我谈话，说我不上山下乡的话，他在机关很难交代。我知道父亲处境很无奈，那时我们家里搬进两家造反派，而且占据了最好的房间。他们成天监视着我们，我的情况他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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