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我“收徒”的问题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起因是1998年2月《广州日报》发表的署名黑白子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称我的弟子常昊等人在合同期内，要将在国内外比赛中所获奖金的三分之一给我，而且在合同期结束后的三年内，仍要将所获奖金的三分之一给我。并据“有心人”的统计，我在这几年光“学费”就收了十几万，可谓掘了一个“金矿”。文章中还引用了陈祖德、吴玉林等人的话，对我大加谴责。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我就知道了，我想现在议论我的人多了，我就没当回事，而且文章失实太多，根本不值一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它。没想到后来全国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搞得满城风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给围棋界带来了一些不团结的因素。我的许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说你不出来讲讲，难道是默认了吗？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出来讲几句了。

首先关于三分之一的奖金提留，这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只有他们拿了奖金，才有可能提成。如果得不到奖金，就一分钱也没有，这几年你就等于是白教，这本身是有风险的。

这个法子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那时韩国以李昌镐为代表的年轻棋手已经锋芒毕露，日本的年轻棋手也是实力雄厚，相比之下，我国的同龄棋手差距很大。我们很担心在以后的三国对抗中我们会落后，于是培养下一代棋手的任务就紧迫起来。

1993年这些棋手只有十六七岁，大多数是地方的优秀苗子，但是进国少队时他们的水平的确很低，大概是我们让先都不够，有时要让两子。那时我们就下决心在他们身上狠下工夫，加紧训练。基于这种迫切心理，棋院决定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收徒弟就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这等于抽鞭子让他们快点走。第一批就是我和马晓春一共收了六个人，当时我们收徒的合同都是一样的。当初，这种形式完全是一种尝试，也是逼急了搞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以后他们会不会拿到奖金，是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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