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丘吉尔会见罗斯福时，美国人对中国的感伤情绪曾使他大为惊异。45年之后，这种感伤情绪仍在白宫中弥漫，尽管它已减弱到仅仅关心台湾的命运。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家做出解释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美国的中国政策放到美国人对今日外部世界不甚关心这一社会背景来看。美苏对抗就像好莱坞电影中反映的同克格勃进行戏剧性争斗一样，它使得美国人养成了不切实际的思维模式。里根先生使他的听众们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美国横贯欧洲和环太平洋扩张的传教士与牛仔精神——正言相劝要发展民主，无论如何，应迅速用武力支持我们为之承担义务的盟友。

美国常把这些与文化相关的福音传道用强暴的手段施加给邻国，但对处于特殊环境的中国，最初却并未这样做。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得到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中国干了这种不体面的勾当，这使美国人能够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进行贸易和改变中国人政治信仰的机会。我想，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永久性情感。他们对中国怀有基督教式的冲动感情，但同时又没有承担政治义务。英国海军提供了炮舰，美国人就可以布道了。今天，里根先生对台湾的优虑和撒切尔夫人对香港的态度同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的政策是一样的。回顾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利用了与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与中国的贸易能在外国法律下繁荣兴隆，同时，治外法权保护着外国人在中国的人权。不要嘲笑我们的先人，人权仍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话题。

美国人在朝鲜、台湾海峡和越南进行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迈克尔·亨特所称的“门户开放的支持者”身上，他是指那些“负有公共使命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这些人渗入到中国，并在美国国内宣传保卫和改革中国的观点”。1784年以后，美国人从广东的鸦片、茶叶和丝绸贸易中获利，开拓了久未实现过的神话般的中国市场。183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的先驱发现并没有皈依者，便发展了其作为精神造物主的双向职能。一方面，他们把基督教、民主和物质进步一并传给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向他们的家人描述中华文明在腐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沉沦中渐渐失去了它的绚丽光彩。19世纪90年代，他们要求得到门户开放的机会，寻求中国的买主和依者，贸易和福音的利益合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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