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对“共产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在何时何地出现，都强烈反对。现在，美国对外部世界开始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转变。

首先，中苏关系破裂是6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70年代导致了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三角平衡关系的构想。回顾以往，我们应对用如此长的时间才承认中国和北越出现的民族共产主义感到惊奇，我们关注的是“共产主义”的极端邪恶，并不相信它会在莫斯科的国际阵营中受到国际强权政治的危害。我们对60年代出现的中苏关系破裂熟视无睹，不予重视。赫鲁晓夫突然把成千上万的苏联工程师和顾问连同图纸一起撤出中国，世界上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无不为此感到震惊；而不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却只是猜想“共产主义者”又在玩弄什么新计谋愚弄他们。我们卷入越南战争是在1960年之后，当时，莫斯科和北京已公开互相攻击。我们卷入越战，声称是为了把越南从莫斯科伸向世界各地的触角下拯救出来。整整八年，我们试图阻止北越统一越南，以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向南扩张。但结果是1979年中国和越南成了兵戎相见的死对头，这一事实使60年代美国参与越战显得更为荒唐。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些犹像和不情愿，毛领导的中国并不像冷战时期美国舆论宣传的那样在亚洲扩张。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从1962年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中得出以上这一结论。

最后，60年代毛的闭关锁国政策显然未使中国有所收益；中国不得不对外开放，扩大与外界的交往。这意味着，美国在改变与台湾关系的前提下，可与中国重新建立正常关系。1972年，尼克松到北京，使美国与台湾的联盟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继续保持台湾省的自治。1984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显然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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