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的各种影响，并不会导致他们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是在剥夺特权。日本人常常攻击基督教的自我牺牲概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这是“自觉自愿”地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达到了他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dog’s death”在英语中，是指穷困潦倒而死，而日本人是指没有价值的死。一些不甚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称作“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日语中则属于“自重”范畴。

“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同等价值，克制才能胜任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戒律的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爆发出来破坏正常生活的。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放肆，甚至可以姿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在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迷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往往举动怯懦，但他们又可以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极为驯服，但也不会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可以接受军队盲从的训练，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的学说，这就是他们矛盾性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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