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日本将要试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正像在美国一样，并不能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资依赖的工具。普选和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虽然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困难。当这些困难持续下去，日本人就会修改这些我们所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那时，美国人将愤然宣称这场战争白打了。

我们相信我们的办法是最好的。但是，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占

居次要地位。自19世纪90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日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当时所记述的那些传统困难今后还会重复：

在激烈的选举战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的仇恨。议会中的激烈论战，以至使用暴力，往往使外人惊愕，但它很少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争并非真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热忱追随者对新的政治只理解为新的战争———一种忠于领袖利益的战争。

在比较接近的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中，农村人投票之前总是说：“洗好脑袋准备砍头。”这句话把选举战比方为过去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直至今日，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与美国仍然如此不同，不论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是日本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神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就抛弃这种方针。他们一直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抱有更加绝对的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一次获胜。或者，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忏悔。日本人则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当时美军尚无一兵一卒登陆，东京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即已著文评论战败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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