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奴群落出来后，回到报社，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地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了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稼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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