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刘彧即位后随之而起的刘子勋之乱,表面看是一场叔侄之争。也就是说,刘子业被杀后,刘宋群臣围绕着应由孝武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还是由文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的问题,分为了两大对抗势力。拥护前者的势力认为,刘子业虽被废,刘骏的帝统仍然合法,应该拥立他的儿子;拥护后者的势力则认为,刘子业的荒淫无道,其根源出在同样荒淫的刘骏身上,所谓“孝武之行,足致余殃”(垣荣祖语),拥立刘彧,方能稳定局势。这种貌似帝统和道统的争执,实质上体现的是宋文帝死后刘宋上下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沦丧,国人离心离德、各怀鬼胎,政权崩溃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前文说过,刘子勋手下的长史邓琬认准了他这个“三”皇子,以为必成大事,不甘心接受朝廷方面授给刘子勋的车骑将军的头衔。他借刘子勋的名义,传檄建康,指责刘彧窃夺帝位,与各方共同兴兵讨伐。
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正月,邓琬等人假称太皇太后(就是刘骏之母路太后)密诏,拥刘子勋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
支持刘子勋的一方实力雄厚,声势浩大。安陆王刘子绥、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这些弟弟自不必提,各方镇将如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起兵响应。接着,益州、湘州、广州、梁州等地也都归附了刘子勋,部队向寻阳集结。朝廷方面所能保持的地盘,只剩下建康周围的丹阳、淮南等数郡。
刘彧比他的哥哥刘骏要强些,至少表现得临危不乱。蔡兴宗向他进言:“如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我们应该向反叛者留在京城的亲属宣扬‘罪不相及’的政策,抚恤人情,如此必能克敌制胜。”刘彧赞同,对于亲戚已经归附刘子勋的将士均不问罪,职务照旧。他下令内外戒严,任命司徒建安王刘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副手,进军南州(今安徽当涂一带);又召兖州刺史殷孝祖入朝,晋位抚军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以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前锋军兵屯虎槛(今安徽芜湖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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