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文坛上曾出现过新诗的热潮，郭沫若、徐志摩、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作者。当时闻一多在清华大学读书，未有诗集行世，但对于新诗的爱好则几近乎狂热的地步。据他的同学梁实秋说，当时流行的一些诗集，如《女神》（郭沫若作）、《冬夜》（俞平伯作）、《草儿》（康白情作）、《尝试集》（胡适作）等等，闻一多“几乎没有一部不加以详细的研究批判”。“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

胡适在“五四”时期以提倡白话文而自命为“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其实胡适的所谓“文学革命”是极不彻底的，中国新文学的真正开拓者是鲁迅）那时也在大写白话诗，编为《尝试集》，也俨然以白话诗的“先驱者”、“大宗师”自居。

尽管当时胡适“鼎鼎有名”，但对于他的新诗，闻一多却最看不起。闻一多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

闻一多认为白话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胡适那些“白话诗”根本就不能算是诗。他曾写了一篇《冬夜评论》，后来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出版。《冬夜评论》本是批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的，但其中有一段涉及胡适的《尝试集》：“胡适之先生自叙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音节，很自呜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的可能性寓于一种方言，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其实闻一多不但在诗的见解上与胡适不同，最主要的还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与胡适完全相反。说起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胡适是留美学生，闻一多也是留美学生，两人都写新诗。但在闻一多的诗中则常常表露出对美国的厌恶与对祖国的热爱，胡适却是把美国当作他的“祖国”。（胡适学成回国之时，曾有《舟中赏月》之作，自认美国才是他的“故乡”，回国反有回到异乡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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