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王昭君变成了台湾报纸的热门人物。不过这个王昭君是要加上书名引号的，引起注意的是曹禺所写的《王昭君》。

有“台湾超级民营报纸”之称的《中国时报》接连两天（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六日）刊出了有关《王昭君》及其作者的论述，第一篇的题目是：《王昭君——曹禺第三部“国策文学”》，第二篇的题目是：《解冻人》，另加副题“曹禺还能作什么？”两篇文章都是占了副刊半版篇幅的洋洋大文。作者刘绍铭是台大出身的留美学人在台湾文艺界知名度颇高，可以作为在台湾的报刊上谈论《王昭君》的代表之作。

从今年开始，中国大陆的文艺刊物已在陆续介绍台湾作家的作品，现在又在台湾报纸上看到有关《王昭君》及其作者韵谈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像，“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统一的问题，目前虽然还有许多障碍，但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从文化交流开始，也算得是稍微“解冻”了吧。

曹禺写《王昭君》，由于曾受“四人帮”的干扰，经过了二十年方始写成。他不但博览有关王昭君的史料，并且去了内蒙古两次，访问了当地的马头琴大师巴杰和一些老一辈的族人，搜集了汉蒙两族有关王昭君的传说，写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刘绍铭论述曹禹的《王昭君》，不但介绍了曹禺的生平，也介绍了曹禺写《王昭君》的经过，收集材料相当奉富。尽管他们所用的时间和精力不能相提并论，但写作态度的认真，我认为都是值得称赞的。

“国策文学”据刘绍铭的解释，是“遵命文学”的意思。曹禺在解放后写了三部剧本，一是《明朗的天》（一九五四年），一是《胆剑篇》（一九六一年），最后一部就是《王昭君》。这三部剧作，刘绍铭认为都是配合“中国大陆”国策的“遵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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