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四年（天平八年），随驾进入长安的荣睿、普照、玄朗等三位日本留学僧，即留长安修学。长安是大唐京师，释教中心，国内外高德硕学，云集于此。自东印度传入新教的达摩战涅罗，也住在长安。密教高僧金刚智三藏，是和普照等同入长安的，他住在荐福寺。吴道玄在景公寺作《地狱变》壁画，也是普照等进长安的一年。开元二十六年在各郡建开元寺，二十七年，在长安建般若台。

普照在祟福寺，按原定目的，专修律部。崇福寺为义学和译场，历史悠久。日照三藏曾在此寺译经；法藏的《起信论义记》也是在此译成的；菩提流志《大宝积经》的翻译，也在此寺完成。不久以前智升还在此完成《开元释教录》的著述。

为普照他们授戒的定宾，他的论敌怀素，曾在此寺弘布四分律宗，因此这寺院间普照也多少有点因缘。普照住在寺里，座右放着法砺的《四分律琉》，及为此书作注的师父定宾所著的《饰宗义记》、灵佑的《补释饰宗记》等经卷，同时也探究对立面怀素的学派，及另一种南山宗学派。荣睿认为普照这种治学方式，有点大面无当，但作为一个纯粹的学徒，普照还是不顾一切地我行我素。

荣睿在大安国寺，专心致力于师父定宾的学派。玄朗在荷恩寺以律为中心，兼修天台与净土。自到长安以来玄朗也埋头苦学了，他着眼于尚未传入日本的净土，也表现了他的个性。他比荣睿、普照二人有令人惊异的明晰的头脑但这一方面也成了他的祸害，他总不能深入于一项专业。

荣睿与普照在长安度过五年多岁月之后，到天平十四年，即唐天宝元年的夏天，突然产生了归国的念头。这种过早的决心出于两个动机。第一是，最近从日本来的新罗僧带来道璿的消息。道璿是天平八年搭名代的船到日本，招请他去日本是作传戒师的，但因僧员不足，不能施行戒法，只能在大安寺讲《律藏》和《行事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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