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联合报》登了一则新闻,是台北县新店警察分局碧潭派出所有位王姓警员,制服上佩挂的警星特别耀眼,敢情他是标了两万块钱一个会,除了正当用途外,把剩余会款,打了两枚金质警星佩挂起来,既可防盗又可储蓄。从这一则新闻笔者想起第一次当公务员的一桩丑事。
民国十二三年北洋政府时期,我在学校尚未卒业,暑假期间找出先伯祖文贞公所绘西北舆地志,研究新疆库鲁克山跟天山南北湖泊山脉分布情形。忽然太年伯李木斋(盛铎)来到舍下,他跟先伯祖文贞公庚辰科会试同年,看我研究舆地之学,他非常高兴,愣拉我去看他的学生、经界局局长谢筱石先生,让我到局里历练历练,同时局里疆界舆图跟帝俄有极为详细分疆划土的记载。经界局是个冷衙门,上下班又不签到,我有空就到局里资料室看书绘图,对于了解边疆强邻接壤情形,倒也增益不少。局里发给我一枚徽章,色有七种,大概有不少人戴过,上面烧蓝褪色,线条模糊,旧得难看。我本来就不爱挂徽章,这枚徽章便被藏在皮夹里面,只有到局里图书资料室借书,才拿出来给管理人员看看。
有一天我随侍先慈到前门外廊房头条宝恒祥珠宝店镶手饰。掌柜的朱垄平素最喜欢跟我聊天,聊来聊去就聊到上衙门挂不挂徽章的问题上了。他说:“余叔岩在‘总统府’总务处郭宝昌处长那里办事,有一年公府传差,在中南海怀仁堂唱堂会戏,所有前后台安排布置,自然就落在叔岩身上了。他也是向不挂徽章的,在总务处进出,从来没人拦过,可是怀仁堂门岗卫兵不认识他,双方发生冲突,气得他几天没上衙门,这场大堂会戏,几乎要回戏。幸亏督察处的雷震春把卫兵熊了一顿,对余叔岩安抚了一番,才把事情给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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