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康有为有《草堂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又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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