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聊及政治决定了他“聊作无益之事”时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此不同之标准及风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陈：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至于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自以为“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或者“态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愤世嫉俗之余，不觉也是一个大愚人罢了。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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