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为这次演讲我至今对天则和茅于轼等先生充满感激，它促使我要把三四年来的工作尽快收尾。不止一个人建议我为类人孩的说法写一本书，但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空洞地谈论概念，不如验之以历史事实。对其关键的现代转型进程，我关注了何止三年四年。虽然，现在把这本“类人孩语”奉献到读者面前，我仍感到有一种仓促行事的不安。

Loading...

未加载完，尝试【刷新】or【关闭小说模式】or【关闭广告屏蔽】。

尝试更换【Firefox浏览器】or【Chrome谷歌浏览器】打开多多收藏！

移动流量偶尔打不开，可以切换电信、联通、Wifi。

收藏网址：www.dd123.cc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