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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类人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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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为这次演讲我至今对天则和茅于轼等先生充满感激,它促使我要把三四年来的工作尽快收尾。不止一个人建议我为类人孩的说法写一本书,但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空洞地谈论概念,不如验之以历史事实。对其关键的现代转型进程,我关注了何止三年四年。虽然,现在把这本“类人孩语”奉献到读者面前,我仍感到有一种仓促行事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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