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

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见了一种新的响城声：

“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

“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荫可恃。”

“与其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哩。”

……

这些声音，和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话起了共鸣。

这时我的思想感情和头几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年年初，我刚在奕劻谥法问题上表现出了“成绩”，这时候，我又对报纸发生了兴趣。

袁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登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满蒙匪势猖獗”的消息。我知道这是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铁良，正在为我活动。他们四人当初是被称做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没成功。后来铁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住在日本租借地旅顺和大连，通过手下的日本浪人，勾结日本的军阀、财阀，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四人中最活跃的是善耆，他任民政部尚书时聘用的警政顾问日本人川岛浪速，一直跟他在一起，给他跑合拉纤。日本财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给了他一百万日圆活动费。日本军人青森、土井等人给他召募满蒙土匪，编练军队，居然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凯一死，就闹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直到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勤王军”和民国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热闹，另方面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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