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所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做游艺场用的地方。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我刚住进了张园，这位前清的“名将”，坚决不收房钱，每天清晨都要带着一把扫帚，亲自来给我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他才丢下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也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离开了我，又到威海卫当专员去了。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办理庚款问题时，到天津和我见过一次面。他曾为我奔走于吴佩孚等人之间，毫无结果。后来他回英国接受爵士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顾问。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勾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把罗振玉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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