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陈管见，条列于后：

……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和协，而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无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我皇上并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子不取，后悔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关东之心。若令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取得之权，尚须让步方易办理。……

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这段话代表了张园里多数人的想法，也是我经过多年的活动后，日益信服的结论。

前面已经说过，我自从进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怀”以来，就对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赖。我在日本公使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总领事古田茂曾请我参观了一次日本侨民小学。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我欢呼万岁。这个场面使我热泪满眶，感叹不已。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租界上的各国驻军组织了联军，声言要对付敢于走近租界的国民军的时候，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来到张园，向我报告说：“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我听了，大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寿辰，日本的领事官和军队的将住们必定到我这里来祝贺。到了日本“天长节”，还要约我去参观阅兵典礼。记得有一次“天长节”阅兵，日本军司令官植田谦古邀请了日租界不少高级寓公，如曹汝霖、陆宗舆、靳云鹏等人都去了。我到场时，植田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行致敬礼。当阅兵完毕，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凑在一起，竟然随着日本人同声高呼“天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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