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骚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所以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总算顺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的军车。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和真方勋扶我下了车。我很快就看出来，这不是日租界，不觉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他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我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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