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一两点,晚饭在九至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挂、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我对日本人是伺候颜色、谄媚逢迎,对家门以内则是脾气日趋暴躁,动辄打人骂人。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神佛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踏坏了的身体,这时越发虚弱,因此又挤命打针吃药。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
我的残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天津,我给佣人们立下了这样的“家规”:
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一、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一、不准舞弊赚钱。
一、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
一、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
如果放松看管。罪加一等。
到东北后,又附加了一项誓词:
“如有违背,甘心承受天罚,遭受天打雷轰。”
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后来发展到经常打人,甚至于使用刑具。打人的花样很多,都是叫别人替我执行。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他们在动手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便可能引起我的疑心,认为他们朋比为奸,因此临时转移目标,改打不肯使劲打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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