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件事，只看做是命运的偶然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词，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并让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因为夹层小，不能全装进去，就又往一切我认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连肥皂里都塞满了，还是装不下，最后只好把未装下的扔掉。

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大厅，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

“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大厅里的抑留者们都围了过去，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说：“这上面还有北京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我立刻认出来，这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

“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

“在一块的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张起来，连忙否认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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