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在而孙、刘离，周瑜死而孙、刘合；曹操去而孙、刘离，曹操欲至而孙、刘又合：此两家离合之机也。乃孙方借刘以拒操，而刘忽借马以救孙则奇；刘方约马以拒操，而操忽约韩以取马则更奇；韩不为操以攻马，而马得合韩以攻曹则愈奇。至于刘不助马，而助马者乃是韩；刘不约韩，而约韩者乃是操；马非救孙，而救孙者实是马；马非应刘，而借马者实是刘：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约者矣。

曹操、孙权之欲报父仇，为父也，非为君也，私也；马超之欲报父仇，为父也，亦为君也，公也。马腾为衣带诏而死，则腾为忠臣；超为父之死于衣带诏而讨，则超为孝子亦为忠臣。而前史误书之为“贼”，误书之为“反”，则大谬矣。若断以《春秋》之义，直当书曰“马超起兵西凉讨曹操”，斯为得之。

曹操不能杀陶谦而以吕布回兵，孙权不能杀刘表而反使鲁肃吊孝，乌睹所谓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马超者，是真能报仇矣。繞树之槍，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间不容发。虽天方助操，不能遽斩国贼；而使之心寒胆落，魄散魂飞，则谓马超已诛曹操可也。

君子观于割袍之事，而窃以为是汉帝之威灵也。何也？衣带诏不降，则义状不立；义状不立，则马腾不死；马腾不死，则马超不来。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须；惟有帝之解带，所以有操之弃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时，有曹洪救之，有许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许褚救之，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战，弃粮与马；渭桥之战，放马与牛。前之饵敌，所以取胜；后之饵敌，所以救败。则洪与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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