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回纪三分之终，而非纪一统之始也。书为三国而作，则重在三国，而不重在晋也。推三国之所自合，而归结于晋武；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而追本于桓、灵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晋之刘毅对司马炎曰：“陛下可比汉之桓、灵。”然《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之，即谓以桓、灵收之可耳。

前回晋之篡魏，与魏之篡汉，相对而成篇；此回炎之取吴，亦与昭之取蜀，相对而成篇。而前回于不相似之中，便有特特相类者，见报应之不殊也；此回于极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见事变之不一也。如邓艾之拒姜维，悉力攻击；而羊祜之交陆抗，通好馈遗，则大异。钟会之忌邓艾，彼此不合；而杜预之继羊祜，前后一心，则大异。伐蜀之议，决诸终朝；而伐吴之议，迟之又久，则大异。平蜀之役，二将不还；而平吴之役，全师皆返，则大异。“此间乐，不思蜀”之刘禅，以懦而称臣；而“设此座以待陛下”之孙皓，以刚而屈首，则又大异。至于取蜀之难，难在事后：邓艾专焉，钟会叛焉，姜维构焉，而邵悌忧之，刘实知之，司马昭亦料之矣；取吴之难，难在事先：羊祜请焉，杜预劝焉，王浚、张华又赞焉，而冯纯沮之，荀勖、贾充沮之，王浑、胡奋亦欲缓之矣。比类而观，更无分寸雷同，丝毫合掌。凡书至终篇，每虞其易尽。有如此之竿头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国》一书，每至两军相聚、两将相持，写其勇者，披坚执锐，以决死生；写其智者，殚虑竭思，以衡巧拙：几于荆棘成林，风云眩目矣。忽于此回见一轻裘缓带之羊祜，居然文士风流；又见一馈酒受药之陆抗，无异良朋赠答。令人气定神闲，耳目顿易，直觉险道化为康庄，兵气销为日月，真梦想不到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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