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书生文弱?明代后期的江南书生,文武都不输人。学官下来考察,以前是屏息执敬,唱名序坐,后来则大呼小叫,寻朋唤友,任意座次。据一个叫伍袁萃的人回忆,如果有人得罪诸生,无论是官长还是乡绅,立遭群起而攻,文则编故事来骂人,武则攘袖出拳,显示一下南方之强。还有更厉害的,市井之人相争,常威胁说“我雇秀才打汝”——这些有趣的景象,时人以为是世道人心之一大变。
为什么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江南?原因之一,是那时的江南商业发达,读书人要吃饭,已不必全指望田亩和官场;既然谁家的银子都是白的,仕途的笼络力量,虽仍居首,已非独大。考取生员,便已减免赋役,此后能中举固好,不能登仕,也有很多活路。
万历四十年元宵节,泾县几个童生去某颜乡绅家看戏,发生冲突,一个童生被殴死。仅一天时间,周围五县的童生便发动起来,围攻颜家,把家财抢得精光。类似的事件,自万历中叶以降,接连发生,以至于有人认为,古之所谓“士农工商”四民,如今只余三民,士子汲汲于利,无异于商人。
当然,他们仍是士人。江南文风最盛,士林的一些变化,往往于此地始。比如王学带来的道德松懈,对江南的影响,就比对北方的影响大些。但如能抛开道德的眼光去看,风气的这种变化,也不很坏。读书人敢以下凌上,靠的是人多,“事关一人,乃倡通学,事关本学,乃联各学”,遂成地方政治中的一大力量。
不妨以董其昌的家难为例。“字如其人”之类的话,是完全靠不住的,但如果没有万历四十四年的事件,董其昌的名誉,也不会像后来那样不佳。那时他告病在家,优游林下,顺便大发其财。董其昌白手起家,至家产极为可观,既不来自做官的收入,也不尽靠字画所得,主要的源头,还是大批的“投靠”(明代赋税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现象)。投靠来的人员,便是“家人”。在势家,往往为豪奴悍仆,专恣横行,聚敛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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