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诗文,在“出事”之前很有声名。他和年羹尧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人都如此的。后来年羹尧奉旨自杀,雍正担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讥,乃大兴株连。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钱名世倒霉,也给扯了进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尽知。通常,是以为他的某几句颂诗,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尧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还有的是;况且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再谨慎的诗作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还有一种说法,以为是钱名世的人缘不好,所以成了软柿子;但他的名声大坏,是在诗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说,雍正选中钱名世来做反面榜样。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钱名世骂得龙血喷头,还别出心裁,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隔三差五去钱家检视。
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发明,颇为后人继承。如清廷摧残士气,一开始只会用暴力,以后渐渐深入灵魂。雍、乾两位皇帝,自己就是半个文人,知道何者为耻,何者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杀钱名世,显得仁心宽大;而对对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为“虽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试想钱家老少,出入于这样一块匾额之下,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就叫心刑。
雍正很会用裹胁之术。钱名世革职出京前,雍正命在京的文官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既然小说可以谋反,诗歌当然也可批判。奉诏作诗的,一共三百八十五人,“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怪尔颜何厚,偏偏谄媚词”等,痛骂钱名世无耻,颂扬皇帝宽大。雍正把这些诗,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集,发给各省学校,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无耻的钱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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