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物的认知，有若干途径。一块石头的颜色，滋味或气味，轻重，形状，都是性质，再进一步，可有物理学的描述，神学的解释，以及审美的观照。审美至今仍是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羚羊面向草原伫立，是否会有与食欲无关的某种愉快？谁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自己，会被星空的深远、河流的迅疾感动，我们喜欢规则的布列，厌恶毫无形式感的东西，这种附着于眼耳的能力，从何而来，对人类有何意义，尚无答案，我们只知自己本性如此。我们甚至创造了艺术，一代又一代，造出无数的绘画或诗歌，或精妙或劣等，既不是用具，也不是知识，却诱使人们拿食物去交换。渐渐地，我们甚至分不开欣赏与对欣赏的欣赏，用阅读代替旅行，用诗歌代表自然，至少也把它们混为一谈。

一个诗人在现场体会到的心情激荡，和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比如《春江花月夜》，心里发生的感动，果真有同样的性质吗？很多人主张诗歌高于自然（在审美的意义上），这种比较，便是把两种经验，视为一物，只在心理的阶梯上有所不同。中国的古典理论家也有如此的等式，但在方向上相反，在他们来看，自然之物的美在观照之前就存在，甚至，一棵树木，是有能力自我欣赏的。对诗人来说，这有点令人气沮，因为他的工作，只是导游，至多是讨厌的代言人，——之所以说“讨厌”，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物体的完朴，每经一次描述，就损失若干，所以不言才是最好的言，而诗歌不过是津梁，用开门的方式，来关上那道门。

正如当代的文学理论，让作家比原先更加迷惑，中国古典文论，会让诗歌的读者，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从中学会一些范畴，比如“清奇”或“冲淡”，很妙的词，如果用得恰到好处，会令旁边的人对你的修养由衷佩服，但是，这类的范畴，到底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是关键还是皮毛，谁又说得清？正如我们说一个人“热情”，这评论背后可以是五分钟的体验，也可以是半生的交流；它是非常好的说明，然而，我们如果去填表，从姓名到履历，从性别到住址，得写满一大张，才勉强告诉别人你是谁。“热情”甚至不像“善良”，后者至少意指某些可指望的品质，而如果举着“善良”的牌子，不足让一个人登机，“热情”就更不能打动可敬的机场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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