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技艺自有流传。古代的典籍，鲜有对工艺的记录，然而一代代的中国人，仍然会造酒、制车、种田。只是，若没有知识丰富的人参加，工艺的改进必然缓慢，而且无法产生出科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古代写工艺的书，少之又少，所以每一本都珍贵。最珍贵的一本，是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考工记》是工艺大全，怎么造车，怎么做食器、兵器，小到编筐，大到营建城邑，挖沟筑防，虽未必详细，却样样法度清楚。既有能力著述、又通工匠之事的人，古代是极少的，前人或说这本书便成于这种人之手。但书的内容如此丰富，怎么能有那样的百事通呢？所以更可能是士人访问各行的工匠，记录成书。

读书人能有这样的心思，不论是出于私意还是官命，在当时算了不起。只是陆续润饰，有些东西难免走样。比如《考工记》说车轮要用三十根辐条，取日月之数，这就是儒生的一己之意了。考古所得周秦古车，极少见三十辐的，大多数是二十几根辐条。老子虽也说过“三十辐共一毂”，但老子是哲学家，可以举其成数，不必对工艺负责。若是工匠自己来记，当不会想到要让工艺向哲学让步，非三十不可。

儒生为了整齐好看，以及合于他们的哲学，对这本书的加工不止一处。仍以车制为例，按现存《考工记》的定制，车毂的长度，要合于车轮（去掉接地的一圈）的半径。实际情况，是要比这个短一些的，不过如实写就麻烦，妨碍阅读愉快。

《考工记》对车制的记录最详细，也最难解。为它做注的汉代大儒郑玄，去《考工记》的时代不算很远，注解已错误百出。比如车毂两端金属套的大小，按郑玄的理解，粗的一端（“贤”），径八寸多，细的一端（“轵”），径四寸多，相差如此悬殊，世上哪有这样的车呢？郑玄“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一辈子不知坐了多少回车，何惜于凑近看一看，或者问一问制车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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