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子静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探望母亲和姐姐，期待地说：“我想跟你们住在一起。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妈妈，你也收下我吧。”他看着母亲，满眼热望。

黄逸梵看着豆芽菜一般高而瘦的小儿子，心如刀绞，却只能理性地解释给他听，说：“你父亲不肯拿钱出来，我的能力最多只能负担你姐姐一个人的教养费，再也没办法收留你了。”

子静哭了，眼泪毫无遮拦地流过苍白瘦削的脸，像一尊希腊雕像。

爱玲也躲进厨房里哭起来，胸闷得简直喘不上气来。母亲进来看见，向她说：“哭解决不了问题的。”她脱口而出：“我希望能把他救出来。我想——我想要——把他救出来——”她抽泣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言在这个时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呀

她从那格撕掉了一张手帕的窗户里看出去，看见她的弟弟踽踽地走在街道上，头低着，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怀里还抱着那双篮球鞋。

那影像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帮不了她的弟弟，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爱他。爱一个人而不能帮助他，便连这爱也显得羞耻且伪饰起来。

并且，由于母亲对弟弟的拒绝，使她不得不想到她自己。她的升学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

当时有一种惯例，女子中学毕业了要继续上大学，不一定立刻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看看当时报纸上那些打着“愿助学费”字样的征婚广告就知道了；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才继续升学。

——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合张爱玲。

早在圣玛利亚中学上学的时候，她有一个女同学叫张如瑾，跟她比写作，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馨》，教授汪宏声先生也很器重，曾经推荐给《良友》发表，但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未能出版，她自己出钱印了几百本，张爱玲还特地写了一篇《若馨评》。然而她后来嫁了人，再没写过字，就这样沉寂下来。从那时起，张爱玲便坚信世上最大的悲剧，就是一个天才的女子无端搅进了婚姻。她在毕业留言“最怕”一栏里填着“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也是因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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