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跳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圣人孔子，通过董仲舒来叙说儒教，是因为以我的一管之见，认为董仲舒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孔子。

此前我们已有所论，孔子并非原始儒学的创始人，他不过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宗教性质的原创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他奠定了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儒学之根基，但也不过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一门学说而已。即使我们承认孔子为儒学的创始人，也不过如墨翟之于墨家，老子之于道家，韩非之于法家，惠施、公孙龙之于名家，邹衍之于阴阳家而已。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在本家学说中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相互争鸣的百家中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突出与炫耀之处。如果不是将儒家定于一尊，儒学虽属显学，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里去。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重要的诸子学说之优劣做过一番相当客观、颇有见地的分析比较：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上可以看出，司马谈最为推崇的还是与时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后却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驾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绩当数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确建议，汉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会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对手于死地——凡与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罢黜，一个个“斩尽杀绝”。这样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讦、拆台的对手才能想得出来。董仲舒说出了封建君主想说而无法形诸语言的内容，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的命运就被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决定了。要说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毕功于一役”的董仲舒外，还能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吗？因此，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学的正宗、代表及落脚点就在董仲舒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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