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唐国史补》的时候，我看见它是这样描写元和中兴时的大臣：这个时代“有杜邠公（杜黄裳）之器量，郑少保（郑余庆）之清俭，郑武阳（郑絪）之精粹，李安邑（李吉甫）之智计，裴中书（裴垍）之秉持，李仆射（李绛）之强贞，韦河南（韦贯之）之坚正，裴晋公（裴度）之宏达……”寥寥几笔，刻画出了一幅生气勃勃的士大夫群像。

那么，在元和宫变，在郭氏母子与李纯（唐宪宗）的恩怨纠葛中，道貌岸然的大臣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元和四年，翰林学士李绛一道请立皇储的奏章，牵出了元和宫变的线索。李纯选择了长子李宁，选择了一个大臣们很难抗辩的理由：立嫡以长。可李宁两年后薨殁，皇储人选再次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这一回，大臣们抬出了“子以母贵”的法则。种种迹象表明，李宥入东宫，不过是他父亲迫于朝臣压力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

第一个迹象，李纯诏命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草拟一道让表。这暗示了年长的李宽具有某种优先权。大臣对文字天生敏感，更何况这绝非单纯的文字问题。当年，太平长公主就试图利用唐睿宗（李旦）长子李成器的优先权，来动摇唐玄宗（李隆基）的地位。前事不远，崔群直截了当地说：嫡子李宥入东宫天经地义，不存在李宽让不让的问题。他的话很能代表大臣的观点，不过理由略嫌牵强：严格说来李宥可不算嫡子。因为——

第二个迹象，郭氏没能正位中宫。李宥成为太子后，郭氏母以子贵、晋位皇后原是顺理成章。但李纯一直有意地遗忘了这件事。他心里清楚，郭氏主馔中宫后，自己再不会有重择太子的机会。大臣也很清楚。元和八年十月，群臣联名三上奏表，要求册后，锲而不舍地向天子施压。事态几乎演化为政潮。李纯终于不能装聋作哑了。可他借口“岁犯甲午”，近乎赌气地宕延册封皇后的时间。隐藏在宫闱帘幕后的琴瑟不调，在阳光下暴露无遗——这已经大大抵销了册立太子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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