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对古代中国人而言，最痛苦的离别并非亲友情人之别，而是告别了父母之邦，生养之地，远去异国他乡，而且可能一别便是永诀。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这一名义的元首之下，列国之间的人才流动是很频繁的，也没有所谓背叛故国的说法。只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华夏文化的大体系下，去哪个国家都行。如商鞅离开迫害他的魏国，去了秦国，用变法奠定了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秦国称霸群雄的基础；后期的李斯从楚国来到秦国，摆脱了“厕中之鼠”的命运，去作“仓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国。连孔子都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只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抛弃自己的理想，离开动乱、不安宁的国家，选择那些幸福的乐土，是完全正当而明智的。

在中华大地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各诸侯国之间相互进行人才竞争的时期，能人可以代价而沽，且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东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统后，天下英雄都进了皇帝的袖兜里面，你只能老老实实做忠臣，即家奴义仆，皇帝因为没有竞争，而是做垄断性买卖，他给你的价格就比较随意了，因而怀才不遇的人就比较多了。“不才明主弃”以后怎么办，要么就如柳永在放荡中麻醉自己，要么就像黄巢那样，找个机会反他娘的一把。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赋》，哀叹的不是离开故土，而是离开了江南的文化家园，如果北地完全汉化，完成以夏变夷了，庾信没准还会说：“此间乐，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连累了司马迁，连后来许多读书人都不原谅他，因为他去的不仅是被发左衽的胡地，而且是与大汉朝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国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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