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纲要上所强调的方向才是解决“帝国银行事件”的主线。由于平泽被捕，这个主线急剧地转移了方向。侦查总部是不是因为碰了壁，才把矛头忽然转向平泽的呢？为了好歹把这个案件了结掉，非找到一个“凶犯”不可。——我这种猜想难道是荒唐无稽的吗？

这个案件的侦查告终后，出席结束会的美军总司令部公安科主任、警察行政官赫·斯·伊顿曾对侦查当局的活动大加称赞说：“诸位克服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出色地解决了‘帝国银行事件’，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由于诸位给嫌疑犯上了手铐，在押送途中让新闻记者采访，曾受到侵犯人权的责难，但这只是不知内情的人随便说说罢了。”他这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警视厅知道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像是旧军部里制造的丙酮合氢化氰。辩护人也同样知道这一点。辩护人会要求让原来在第九技术研究所当科员的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证。据说旧军部过去在上海用这种丙酮合氢化氰做实验时，伴中尉也曾在场；但是检察官不予受理。而且听说当时检察官对辩护人说过：“那样一来，可就要碰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墙壁了。”

那末，在上海做的究竟是什么实验呢？现在人们传说的是这样一个内幕：

被用来作实验的是中国俘虏，地点是在上海特务机关的一个房间里。那是昭和十八年十月的事——当时战局已经对日本不利了。俘虏每三个人被关到一间密室里，由宪兵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网。穿着白色手术衣的军医站在他们当中。他是冒牌军医，实际上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的成员。

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这也是总部特意派来的宪兵）跟在军医后边走进来，马上对俘虏们说：“你们待过的收容所里现在流行着传染病。我们无法证明你们身上没有带细菌。如果病发作了，这个日本军事机关就要一道遭殃，你们害病也不好受吧。因此，今天军医带来了预防药。该怎么喝，由我们来指示。第一种药这么喝，紧接着就喝第二种。”这么说着，军医和卫生兵就用跟俘虏们一样的杯子喝药，接着又喝了第二种。当然，军医和卫生兵的药早就暗地里做好了记号。不出所料，结果很顺利，俘虏们喝下第一种药之后，紧接着又喝了第二种。过了五六分钟，就开始感到激烈的痛苦，四肢马上抽搐，昏倒了，两三分钟之后就都断了气。氰化钾使人马上毙命，而这种毒药喝下去五六分钟才死，它的效果就这样试验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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