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应该成长为一个怨毒的人，每个怀才不遇的失败者都有资格这样做，但幸好我没有。如今已经想不起到底是什么拯救了我，只能谢天谢地了，甚至谢谢所有那些无意间狠狠踩过我一脚的人。

讲个故事，有关我失败的初体验。17岁那年学校安排去太湖边写生，那是个叫杨湾的小村庄，杨湾在上海话里和“阳痿”同音，名字里带着几分不详和尴尬。我们驻扎在一个废弃的学校改成的招待所，睡得是课桌，吃得是村民大婶临时组团凑合着烧出来的盒饭，手艺粗糙但原料都是上等湖鲜，新鲜的银鱼和湖虾只当咸菜一样胡乱下饭。一大早我们就出门去湖边画画，面对湖光山色或者旧街村落画写生，每天必须完成几张水粉画和速写。晚饭后会聚在一个曾经的运动室里，把作品放在在两张残旧的乒乓桌上，由老师点评。这本来也是个挺质朴的学习程序，听上去甚至有些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意，但事实上这段时日是我人生里最惨烈的一段记忆，一直忘不了。

带队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寂寂无名却颇有霸气，他肌肉发达，黝黑健壮，总是紧锁眉头，眼神暴烈茫然，讲话时候眼光总是掠过我们的肩头，直直看着远方，哪怕我身后只有一堵破墙，不过这是好事儿，本来我也不敢和他对视，他的坏脾气是出名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一头浓密长发，油油地贴着头皮和他血管暴露的脖子，莽撞披着，沉重地像是戴着有锁子护甲的武士头盔，猛回首时发型竟然纹丝不动，单这一点产生的孔武之感，便让我惊惶不已。

日光灯苍白昏暗，乒乓台上是我们在烈日下戴着草帽鼓捣了一天的收成，密密铺满了两张大桌子，待铺陈完毕，班长便通知老师过来验收。他缓缓走进来，房间里鸦雀无声，他划了根火柴点起一支烟，根本没有多看我们任何人一眼，他敞开着衬衫的纽扣，领口处随着吞云吐雾可见强健的胸肌一起一伏，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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