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镇压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势必动用军队不可，而地方政府却并没有常备军队可以调用。自秦朝废除郡县驻军之后，西汉和新朝在地方上同样也不设驻军。倘若地方长官铁了心要铲除此类强宗豪族，也有变通之法，那就是征召受训过的壮丁，临时组建起一支军队。然而，类似这样的发兵，必须先请示朝廷，征得朝廷的同意，再由朝廷派使者持虎符前来合符，然后才能行动。如果朝廷未赐虎符而地方长官擅自发兵，此为弄兵之罪，论死。

很显然，极少有地方长官愿意麻烦朝廷，更不敢擅自发兵，从而赔上自己的性命。是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选择武力镇压。况且，类似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不仅在当地一手遮天，朝中也往往有人在背后为其撑腰，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真要想连锅端掉，只恐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万一惹怒了某位朝中显贵，最后倒霉的恐怕还是自己。

更为讽刺的是，地方长官并不总是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在强宗豪族面前，他们并不拥有理当拥有的权威，相反，他们还要成天提心吊胆，担心反而遭了强宗豪族的暗算。要知道，强宗豪族豢养的门客当中，不乏冷血刺客，职业杀手之流，在这些人看来，只要能报主人之恩，管你二千石的太守，还是一千石的县令，那都只是一刀的事而已。

正是由于以上重重顾虑，各级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息事宁人，默认强宗豪族的特殊地位，彼此相安无事，豪族的归豪族，官府的归官府。至于由强宗豪族引发的民愤和冤情，只要未曾惊动长安，那便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非曲直不管。

你得琢磨这些地方官员的心态。他们就好比是一间上市公司，根本不在乎真实业绩，只要交出的报表好看就足够了。这些官员们的报表，在那时被称做“计书”，由自己填写，在每年岁末，一级级地往上奏报，县奏报给郡，郡奏报给朝廷，汇报一年来自己辖区里的租赋、刑狱、选举等情况。而朝廷对他们的政绩考核，也主要便依据这份计书。是以，即使辖区内民不聊生，盗贼群起，到了计书上，照样是歌舞升平、五谷丰登。县欺其郡，郡欺朝廷，成为当时的政坛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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