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吴樾，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暗杀时代》。在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头十年里，的确是个暗杀时代，尤其是在新政开始之后的那些年里，几乎年年都有暗杀发生。虽然说，中国人已经接触洋枪有好些年了，但是，对于新式手枪和炸弹可以用做暗杀，清朝大员们显然没有准备，这两种玩意，对于暗杀实在是过于方便的利器，尤其是炸弹，更是威风八面。太平天国灭后，清朝大员马新贻被刺，杀手用的还是匕首。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官员，在革命党的暗杀中屡屡中招，跟他们八抬大轿，鸣锣开道，招摇过市的出行方式有关。一行人声势浩大地过来，只有官员坐的轿子目标最大，就好像是跟人说，来吧，我在这儿呢。轿子上又没有装装甲，走得又慢，无论是枪打还是炸弹炸，非死既伤。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改乘火车，人多眼杂，暗杀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吴樾实际上是炸了自己，暗杀的目标只受了轻伤。电影《十月围城》上映，记者问我，清政府是否有过这样对孙中山的暗杀？我说，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反过来，都是革命党人暗杀清朝大员，连太后和摄政王，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孙中山只有在还不出名的时候，有过一次不明不白不伤皮肉的“伦敦蒙难”。暗杀，当时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朝政府，只有招架的份儿，哪里能想到去暗杀孙中山？

暗杀跟武装起义一样，是为了打江山。相对而言，当时的革命党对于暗杀的重视程度，居然要超过策动起义。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的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行文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吴樾刺杀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说起来多少有那么点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是为了阻止清朝向好的方向变革。但《民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把他说成是民族英雄和楷模，还为他的行为编出一系列的所谓正当性理由，虽然说来说去，无非是满人种族低贱，而且有屠杀汉人的前科，没有资格再统治中国，但居然列了六条之多。原本对暗杀不甚热衷的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对组织起义心灰意冷，也转而期望暗杀。显然，暗杀比起义要方便，几个不怕死的，再加上趁手的家伙，就可以操练。正因为如此，清朝的官员可恨者，要杀，比如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镇压起义，连续两次遭到暗杀，最后一次被炸成重伤，差点送命；表现还不错的，甚至对暗杀者有恩者，比如安徽巡抚恩铭，也要杀，因为他们活干得太好，对革命不利，不可以私恩替代公义。良弼这样对汉人不错的满族人才，更要杀，因为他有更大的欺骗性。连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种“好事”也要加以阻止，因为清朝真的立宪了，革命也就不好再玩了。中国人暗杀的直接榜样，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人，所有民意党的暗杀英雄，也是革命党的英雄。在日本的时候，俄国民意党人还教同盟会制造炸弹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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